嵩岳苍苍，河水泱泱。中原，有着太多的故事可讲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，这里“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，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。”的确，无论是诸侯逐鹿中原的兵戈往事，还是唐宋王朝创造的帝都梦华，这片古老土地上演绎了太多的传奇与辉煌，续写着中华民族不朽的篇章。

　　问鼎中原 权衡天下

　　鼎，是权力的象征。于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“九鼎八簋”，向世人揭示了春秋时期，群雄逐鹿中原的历史记忆。九件铜鼎分别高54.5厘米至47.5厘米不等，形制相同，大小依次递减。八件铜簋形制相同，大小相近，均为圆形带盖。西周时期，鼎在祭祀、宴飨、随葬时的数量，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，天子九鼎八簋、诸侯七鼎六簋、大夫五鼎四簋、卿/士三鼎二簋、低级的士一鼎， 依次递减，不得逾越，这便是“藏礼于器”。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“九鼎八簋”，是春秋时期诸侯国僭越礼制，走向“礼崩乐坏”的历史明证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各诸侯秣马厉兵，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昭然若揭。公元前606年，楚庄王以讨伐北方的少数民族为时机，把大量军队驻扎在周王朝都城洛阳的郊外，并进行隆重的阅兵仪式，想以此炫耀实力、震慑周天子。楚庄王对周天子派来的官员说，周天子的九鼎有多大，有多重？这句话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，就是要与周天子来比一比权力和力量。这就是“问鼎中原”成语典故的来历。

　　楚国，这个昔日偏远于中原的小小邦国，最终能够跻身于“春秋五霸”与“战国七雄”的显赫行列，无疑是其长期励精图治、奋发图强的必然结果。而这一辉煌历程，有一件珍贵的文物便可作为有力证明，那便是工艺精湛、纹饰繁复的“云纹铜禁”。它出土于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，墓主是楚庄王的儿子子庚。

　　云纹铜禁通高30厘米，器身长103厘米，宽46厘米，器身由粗细不同的5层铜梗组成，四周以透雕多层云纹装饰，上部攀附12条龙形怪兽，形成群龙拱卫的场面，下部12只龙形怪兽蹲踞为足，承托器身。如此华美的几案，为何取名“禁”呢？禁者，忌也。商代贵族嗜酒成风，周王认为商灭亡的原因在于嗜酒无度，为维护统治，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《酒诰》，规定王公诸侯非祭祀不准饮酒，民众聚饮处死。云纹铜禁是目前所见体量最大、纹饰最精美的铜禁，想必楚人是以此明志，汲取前车之鉴，力戒骄奢淫逸，以图争霸中原。

　　历史的发展最终也没有如楚人所愿，公元前223年，其被西边的邻国秦国所灭。不久之后，秦国又灭掉燕国、齐国，平定南方百越，完成统一大业。秦始皇推行郡县制，实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。

　　始皇廿六年诏书权是秦始皇实行新政的见证者。权，即秤锤，是衡器的一种。秦权多作砝码使用，即提纽在衡杆正中部位，衡平则标准。此权出土于河南省宝丰县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，用生铁铸成，半球状，平底，实心，顶部有圆拱形桥钮。其高15.8厘米，直径25厘米，钮长15.5厘米，器身一周有自右向左的铭文40字，铭文为阳文篆体，大意是秦26年始皇兼并各诸侯国，统一全国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立皇帝称号，下诏书令丞相隗状、王绾，制定统一度量衡的法令，将混乱的度量衡统一起来。

　　秦始皇颁布衡制“五权法”，即铢、两、斤、钧、石。确立了一石为四钧、一钧为三十斤、一斤为十六两、一两为廿四铢的单位进制。这件铁权重30公斤，相当于秦制120斤，也就是秦制1石的重量。秦始皇曾以“权”量尽天下万物，却终究未能秤出民心之沉重分量。

　　“四神”祥瑞 玉衣不朽

　　秦二世而亡，汉取而代之。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得到全面发展。地处河南开封至山东泰安一带的梁国，是西汉初期最强盛的藩国之一。汉梁王墓群出土的文物，为人们揭开了那个社会文化风俗的神秘面纱。

　　《四神云气图》发掘于河南省商丘永城芒砀山柿园汉墓，墓主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——梁共王刘买。它被誉为“敦煌之前的敦煌”，整幅壁画长5.14米，宽3.27米，整体面积约16.8平方米，是我国目前所见时代最早、画面最大、级别最高、保存最为完整的壁画。其以红色为底，用白、绿、黑等颜色绘有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怪兽四个神兽。龙呈S形弯曲，占据整幅画面的中央，龙舌卷住一怪兽的尾部，龙身覆满鳞纹，背生有双翼，足踏云气、长枝花朵等。龙舌卷住的怪兽为鸭嘴、长颈、鱼身，身覆鱼鳞纹，背生羽翼。下方白虎前爪攀附在仙山上，口衔长枝花朵。上方朱雀长喙啄住龙首的一只长角，长长的雀尾上扬飘摆。

　　“四神”、云纹等共同构建出了一个神秘而奇幻的世界，让观者仿佛置身于汉代人所想象的神话仙境之中。“四神”本是天文中表示方位的动物形象，分别代表天上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位的星宿。但从画面的布局上看，《四神云气图》中的“四神”形象并非表示方位，而是祥瑞的表达，各种动物以其祥瑞身躯担任着助人升仙的职责，引导墓主的灵魂进入仙界。这体现了汉人对于自身生命存在的认识，折射出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及对生命的热爱。

　　于河南省商丘永城僖山一号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，也体现了汉人对生命的哲思。其主人是西汉晚期某位梁王。玉衣分为头部、上衣、裤筒、手和鞋五部分。头部由脸盖和头罩构成，脸上勾勒鼻子的轮廓。上衣由前片、后片、左右袖筒组成。裤筒、手、鞋各分左右两件。手部作握拳状，鞋为方头高筒形。全套玉衣共有2008片玉片，玉片之间用金丝加以连缀。

　　在汉代文献中，玉衣又称“玉匣”，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用的殓服。古人认为天然的玉石凝结了天地精华，只要把玉器覆盖在尸体的表面便可以保护尸身不朽，使魂魄化气升天。因此，他们不仅生前热衷佩戴玉器， 死后还要口含玉片，用玉石制作殓衣，这使得汉代厚葬之风空前盛行。

　　三国时期，曹魏定都洛阳。由于战争频繁，经济遭到破坏，反对厚葬、注重社会实际的思想开始流行，曹操和曹丕父子成为薄葬之风的先行者。此时，这些权贵认识到，用玉衣等进行厚葬，不仅劳民伤财，而且可能会引来盗墓者，本期待用玉衣来保护尸体不朽，结果却骸骨无存。随着魏晋风气的转变，汉代玉衣和葬玉文化从此尘封。

　　尽管古人追求生命不息的行为带有迷信色彩，但他们对死亡的深刻哲思，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生命本质的永恒探索与深刻理解。

　　“简”明武愿 “釉”出风雅

　　唐宋时期，中原地区成为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一个重要中枢。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，不仅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，还深刻地塑造了民族性格与文化根基。

　　武则天金简出土于河南省登封嵩山峻极峰北侧石缝中，长36.2厘米、宽8厘米、重223.5克，由纯度90%的黄金制作而成，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。其上双钩錾刻铭文3行63字，铭文大意是说，大周国的皇帝武曌，信奉道教真神，在中岳嵩山向天地诸神献上这枚金简，希望各路神仙能够除去武曌在人间的罪过。

　　简，是古人在出访时，书写自我介绍及表达意愿的一种载体，相当于现在的名片。唐以后的历代帝王在祭祀封禅时，多有投简的传统，目前我国发现的有铜简、银简、玉简等，金简则为首次发现。这枚金简是我国目前唯一见到的、与武则天有直接联系的可移动文物，也是认识和研究女皇武则天生平事迹及其晚年思想的宝贵史料。

　　金简上有五个武则天自造字，除曌外，分别为国、日、月、臣的异体字。武则天称帝以后先后创造了19个自造文字，通过造字宣扬她的治国方略，传达她的对于国家、人臣、天地的思想，树立作为人君崇高的形象。铭文内容虽简短，但揭示了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在晚年时的所思所想。她认为自己有哪些罪过？为什么要祈求除去这些罪过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既是这位女皇帝的反思，也是她对自己传奇一生的评价。

　　不可否认的是，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期，洛阳也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。她展现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聪明才智，也为社会进步树立了新的标杆。

　　宋朝，是一个风雅时代。出土于河南省宝丰清凉寺村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，让人们得以窥见宋人的雅趣与独特审美。这件汝瓷敞口、细颈，腹部浑圆饱满，下有圈足，线条纹饰柔和流畅；通体表面满施有天蓝釉，颜色色泽恰似雨过天晴般的清新素雅；在颈部与腹部采用了缠枝莲花纹的纹饰，题材清雅洒脱，纹饰流畅细腻。

　　在北宋五大名窑“汝、钧、官、哥、定”中，河南不但独占其三，而且汝窑位居魁首。宋徽宗赵佶曾要求烧制的瓷器必须是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，匠人经过反复试烧，终于烧制出汝官瓷。汝官窑系御用窑，烧造时间极短，只在北宋晚期烧了大约20年。之后，汝窑消失，技术失传。

　　文献记载：汝窑有“天青为贵，粉青为尚，天蓝弥足珍贵”之称。天蓝釉的形成，主要是在烧制过程中窑位与火候恰臻妙处，因此成品率极低，传世极少。这件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，不但是唯一一件经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所得的器物，而且是唯一一件刻花作品，稀世难得。

　　宋人创新创造，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一种不一样的美。它清雅脱俗、细腻温婉，融入中国人的骨子里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品格。